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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报:祗今唯有千行泪 目尽青天送我师——怀念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奠基人之一冯承柏教授-冯承柏-媒体南开

  作者:胡健

  2007年1月11日,在京接到南开校友电话,我最敬重的恩师冯承柏先生于1月10日在天津不幸病逝。噩耗传来,顷刻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尽管我知道先生这些年一直身患重病,但我还是无法接受他这么仓促离去的残酷现实。连日来,先生那慈祥微笑的面容每现于梦中,先生那醇雅温和的声音常萦绕于耳际……

  先生1933年7月23日出生于天津。幼承家学,自学成才。父亲冯文潜,中学时代与周恩来在南开同窗,留学美德两国十余年后回国,就职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舅舅黄钰生为著名的教育学教授,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他们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巨擘,所交游往来的也大多是那个时代的通儒名哲。正是在这种翰墨书香的氛围陶染中形成了先生渊博的知识结构、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迥异于时人的文化价值观念。

  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研究美国历史和文化的专家,生前曾任南开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涉猎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在西方文化史、史学理论方法、高等教育、城市史、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领域都有所建树,是个学有专长的博学家。先生同时还是南开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的奠基人之一。虽然博物馆学并非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是他在向国内传播西方博物馆学及博物馆信息学等方面,具有启蒙、开创之功。1981年至1983年,先生在美国天普大学访学两年,潜心研究美国社会经济文化。1985年,先生出任历史系副主任,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创建不久,博物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刚刚起步。借助于对西方博物馆的了解,先生对博物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并亲自开设了《西方博物馆》、《西方社会与文化》等课程,进一步完善了博物馆专业的学科体系,壮大了博物馆专业的力量。在此期间,先生对博物馆与西方社会、西方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与社会效益、西方博物馆的起源、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博物馆、西方博物馆学研究及人才培养以及中西博物馆比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中国博物馆》等重要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受益于家学熏陶,先生精通西方文化和英文,再加上1990年,先生又再次赴美对美国博物馆及博物馆学做了为期一年的系统考察,因此先生对西方博物馆的社会背景和运行方式等都有着十分透彻的理解,这使他至今仍然是我国对西方博物馆学研究最深入的学者。

  90年代中期,先生被调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自此先生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图书馆信息化方面。先生的这次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万幸,但同时也实在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不幸。因为在中国博物馆界,像先生那样学贯中西、睿智务实、对博物馆事业有着深刻洞察和理性认识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先生晚年对博物馆的信息化也十分关注,对目前我国博物馆信息化的现状非常担忧。他曾在《史学大师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难始末》一文结尾时刻意指出:“由于国外的信息技术和电子资源发展迅猛,而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我国史学界、文物界思想保守,技术落后,致使我们同发达国家之间,因数字化造成的学术资源方面的鸿沟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文化遗产丰富,但数字化的资源极为有限,也很难利用。最近启动的国家博物馆工程,数字化建设并没有放在重要位置上。如果让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百忙之中,他发表了《博物馆信息学札记》(《中国博物馆》 2001年第4期)等文章,并已着手撰写《文化遗产信息学纲要》,但最终却因时间、身体等原因没有能最后定稿。先生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曾表示此生一大遗憾是很多研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我想这其中也应该是包括了文化遗产信息学方面的研究,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一大遗憾呢?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和有益的人。”这是先生一生遵循的准则,也是他的科研、教学和社会工作的灵魂所在。不同于很多为学术而学术的教授,先生从不贪恋自己的学术名利,他的学术研究总是随着社会需要出发,为了对社会有用而研究。在专业化日益将社科人文学术搞得四分五裂,相互割据的时代,他的这种“服务于时代需要”的学术价值观念迥异于那些济济于自己学术功名的豆饤小儒,在当今功利横行的学术界显得是那么的卓尔不群。也正因此,先生直到退休,也没有成为所谓“博导”。然而,相比较众多靠经营学术而成的“博导”,先生则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士,一位超越学科的篱笆,摆脱了名利的重负,获得了学术真谛的学者。他的学识和研究能力早已在众多“博导”之上,以先生的智慧和勤奋,只要在自己涉猎的任何一个领域,稍加“经营”,他就可以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博物馆学或图书馆学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博导”。但是,在他这样学者的内心中,服务于社会、为社会解燃眉之急比个人名利更为重要,接受新的知识挑战比固守陈说旧论更能获得精神满足。在先生身上体现的是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家的胸怀。

  我1983年入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学习,那时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给我们讲授《西方博物馆》课程。先生的渊博、睿智、儒雅、平和深深地折服了我,至今我依然认为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智慧的学者之一,《西方博物馆》也成了我最爱上的一门课。本科毕业时,我毅然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先生学习西方博物馆学理论。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考研究生也不像现在这么普遍,与其说是西方博物馆吸引了我,不如说是先生的个人魅力吸引了我。不同于一些死啃书本的教授,先生带学生非常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一直要求我们做学问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强调要有“通今”和“贯西”的能力。先生非常明了我国文物博物馆与西方的差距,特别重视我们的英语学习,创造一切条件,帮助我们提高英语水平。他经常要求我们用英语上讨论课,还安排我们给外教当助教,用英文给留学生讲中国古代文化。“冯先生的学生英语一定不错”,这是我们在学校里最常听到的话。正是先生的这种刻意培养,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直受益。后来我的同门师兄弟、师姐妹们得以陆续去剑桥、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继续深造,一门结出如此多的硕果,不能不说是先生培养有方。我研究生毕业时,应聘当时刚组建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交流中心是文物系统专门负责组织对外展览的外事单位,在80年代末可以说是非常难进的好单位。而为我打开中心大门的是中心老翻译卢少忱先生交给我的一份展览协议书和一段文物介绍的翻译。后来我进入中心工作,虽是文博硕士,却被安排在外联部担任翻译,可见文物系统对外语人才的需要。至今,文物博物馆界仍然急需懂外文的专业人才。由此也可见先生在培养学生时十分务实的一面。

  和那些严肃的、学究式的教授不同,先生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非常开放的学者。他不仅喜欢学生,而且非常理解年轻人,乐于帮助年轻人。即便是外专业的学生,先生也总是倾力相助,受先生恩泽的学生不计其数。在我们眼里,先生是一个“敬而不畏”的长者,大家都喜欢接近他,即使是生活方面的事,也愿意和他交流。研究生期间,我记忆最深的是先生的讨论课。三五个学生,围坐在先生周围,先生解疑答惑,学生畅所欲言,常常是课完了,大家还意犹未尽,又和先生一起在校园里边散步边讨论。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那时冯老夫人仍健在,非常热情好客;师母更是善良豁达,任劳任怨,我们这些学生成了先生家的常客。在清贫的学生时代,先生家那精致、清淡的饭菜成了我们记忆中永远的温暖……

  2002年,我回南开读博,其后几年又得以时常出入先生家。先生的家和十几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几十平方米拥挤的房子和几乎堆不下的满屋子的书。除书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知道在我毕业后,先生又曾任南开大学副教务长,社会学系代主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家教委“八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评审委员,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主任等职,然而生活条件却没有丝毫改善,甚至不如一些年轻的教师。由此也可以看到像先生这样的学者的人生追求。这是让我们后辈感到无比汗颜的地方。十几年过去了,先生苍老了很多,非常清瘦,全身是病,有好几次我都是到医院里去看的他。但先生情绪依然很高,正全身心地投入到天津市高校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工作中,全然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每次见面,先生总是很兴奋地谈到网络信息化给现在及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巨大变化,根本看不出是个病魔缠身的人。先生一辈子乐观、豁达,尽管一生饱经磨难,却从不怨天尤人。1957年,先生刚24岁时,就因雷海宗先生的冤案而受到株连,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直到1979年初才得到平反。但先生从没和我们提起这段坎坷的经历。我们也从没有听到先生对社会、对别人有任何抱怨,看到的总是风风火火、积极乐观、哪里有需要就哪里去的先生。即使是最后这几年,病情已恶化,但先生也总是若无其事地笑谈着自己的病情,没有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丝毫痛苦,以至于至今在我的记忆里怎么也搜索不到先生痛苦的表情。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先生会这么快就走了!

  最后一次见先生是在2005年年底,当时我参加我们馆的一个海外文物研究的课题,我知道先生对海外的资料信息系统非常熟悉,特意回南开请教先生。先生当时就从书架上给我找了一些书,告诉我查找海外资料的一些途径。几天后,先生给我北京的家里打来电话,又告诉我一些资料渠道和这个课题应该的切入点。电话打了近一个小时,当时我非常感动,我知道,先生忙碌中还一直在想着我的事。先生的指点让我豁然开朗。万万想不到这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通话。2006年,我博士毕业后忙忙碌碌没怎么回南开,也不知道先生的病情在下半年彻底恶化。师母告诉我,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受尽了病魔的折磨,眼睛看不见,腿走不动,最让先生痛苦的是他再也不能工作了,不能继续他那么多没有完成的事业了。先生走得十分痛苦!

  先生的匆匆离世,给我留下了无限的悔恨和遗憾。在先生最痛苦的日子我没有看望先生,先生的追悼会我竟然阴差阳错也没有赶上,没能和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我好悔!“如果后来我能回趟南开……如果我能想着给先生去个电话……如果我……”,所有的“如果”都不能实现了,所有的悔恨都无法挽回了,我再也见不到我最敬爱的先生了。人生遗憾,莫过于此!这些天来,这种悔恨和遗憾一直在噬咬着我,我的心无比哀痛……

  眼前,先生借给我的书依然静静地躺在桌上;耳旁,先生最后的嘱咐仿佛就在昨天。可是,先生永远地走了,带着那么多的遗憾匆匆地走了!

  祗今唯有千行泪,目尽青天送我师!

  谨以此文为我的恩师送上最后一程。

  冯先生,愿您在天国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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